给我把这些,全部熔掉。工匠以为她要打首饰、铸佛像,猫着腰一看——她指着的,是一只
1990年12月19日,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,一声锣响,无数人的命运从此改写。
那是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过百元的年代。街头最时髦的东西是大哥大,一部手机要花掉一个工人二十年的工资。
我们故事的主角,姑且叫她陈太——上海滩第一批靠倒腾外贸商品发家的先富者之一。
改革开放之前,陈太住在卢湾区一间不足20平米的弄堂房里,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大床上,连抽水马桶都没有。
每天天不亮,她就要拎着木桶,走到弄堂口,把昨晚积下的秽物倒进粪车。夏天臭,冬天冷,但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——全上海大多数人都这么过。
1984年,陈太嗅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缕商机。她用多年攒下的三百块钱,从广州进了一批日本电器,转手卖给上海本地人。那年,她赚了两万块——相当于普通工人足足二十年的收入。
短短六年,那个从弄堂走出来的穷丫头,已经坐拥数百万身家,住进了徐汇区的花园洋房,出门坐的是从香港运来的奔驰600,手腕上套的是叮当作响的整排金镯子。
1993年,陈太在上海圈子里听说了一件事:香港那边的大佬,时兴用纯金打造浴室,黄金马桶、黄金水龙头,坐在里头如厕,叫以金为座,坐享荣华。
没人做过这东西,没有模具,没有工艺,老师傅们直摇头:黄金太软,铸成马桶根本不实用,人往上一坐就变形。
最终,她辗转花了三个月,请来广东一位老金匠。整整200根足金金条,按当时市价折合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,全部熔化,分批浇铸,打磨成型——一只足金马桶,就此横空出世。
据说这只马桶重达数十公斤,安在她家卫生间里,单独配了两名保安日夜看守,比很多单位的金库还严。
有人说她疯了,有人说她土得掉渣,更多人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:羡慕?嫉妒?还是隐隐的荒唐感?
记者赶来采访,陈太坐在金马桶旁的椅子上,翘着腿,把玩着手里的金镯子,笑得云淡风轻:
以前我在弄堂,每天天不亮就去倒马桶。现在我坐金马桶,怎么了?我用自己赚的钱,碍着谁了?
就在1994年,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,上海房市骤然降温,股市大幅震荡。陈太的生意遭了滑铁卢——她在广东的一批货款烂在仓库里,几个月间亏掉了数百万。
先是本地小报,用半个版面刊出了这件事,标题写的是——《上海惊现黄金马桶,富太太:坐金马桶如厕,人生一大快事》。
结果这张报纸,从上海传到了广州,传到了北京,传到了香港。有人拍案叫绝,有人摇头叹气,更多人把这个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,加油添醋地讲给下一个人听。
版本越传越离奇——有人说那马桶镶了红宝石,有人说陈太每次如厕都要换一套丝绸睡衣,还有人说她专门请了个丫鬟,蹲在旁边帮她用金盆端水。
1993年的中国,正处在一种奇特的集体亢奋里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十几年,普通人第一次感到——钱,是可以被自己挣到的。炒股的、倒爷的、开饭馆的、摆地摊的,人人都在谈下海,人人都相信自己是下一个万元户。
据当时上海本地媒体的零散报道,那之后短短一两年间,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地,陆续出现了好几起类似的黄金定制事件——有人用数十根金条打造了一整套餐具,有人花重金定制了纯金佛龛,放在客厅正中央,既是拜佛,也是炫耀。
更有甚者,在江浙一带,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,把自家门厅的地砖全部换成了镶金箔的特制瓷砖,逢人便说:我家的地,踩的都是钱。
贫穷年代,大家都一样穷,谁也不比谁高贵。但一旦有人先富起来,最迫切的事就变成了:让所有人知道,你已经不一样了。
敢用一辈子的积蓄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,敢在所有人都还蹲在弄堂倒马桶的时候,把梦做到了最极致的地步。
那个年代的暴发户,固然有荒诞,有愚昧,有不计后果的张扬,但骨子里,藏着的是几十年贫困压出来的一口气——老子有钱了,这口气,必须出。
但如果没有那只金马桶,没有那段荒唐又真实的岁月,我们今天也讲不出这个故事。
1990年代的上海,改革开放的洪流裹挟着一批暴发户呼啸而来。他们从计划经济的贫困里一跃而出,握住了时代给的第一把财富,却来不及学会怎么驾驭它。
于是我们看到了金马桶,看到了贴满金箔的豪宅,看到了脖子上挂着粗如手指金链子的大老板,把炫富当作人生最高命题。
几十年倒马桶,突然一夜暴富,第一反应不是该怎么投资,而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有钱了。
黄金,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是财富与地位的终极象征。把黄金和马桶这两个极端意象绑在一起,恰恰是那个时代最荒诞、也最真实的缩影——穷怕了的人,一旦有钱,连如厕这件事都要做到极致。
陈太后来怎样?据说她咬牙撑过了最难那几年,把剩余积蓄押注在浦东的一块地皮上,又东山再起。
《光辉岁月: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营业》,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,2013年
《90年代的上海生活》,知乎专栏,综合多篇高赞回答,2022-202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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